汪精卫病死日本,任卓宣生平事迹

任卓宣别名叶青,出生四川南充,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,转为中共党员,担任旅欧中国共产党负责人。回国后担任过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职,被捕后投敌,长期从事反共宣传活动,成为“三民主义理论”的“健将”。1949年后,任卓宣去了台湾,担任过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、台北政治大学教授等职,于1990年逝世。“名以叶青显,文因反共多”是他一生的写照。人物生平
刑场上的“奇遇”——“死”而复生
任卓宣(1896—1990),字启彰,后以“叶青”的笔名著称,四川南充人。
此人早年的经历合乎彼时一般革命者的共同背景:家庭生活贫苦,少年在乡间私塾读书,后入南充县立中学学习,毕业后在小学教书,深受梁启超及《新青年》等影响,思想激进。1919年得张澜推荐,离川北上,考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。
1920年,在时任四川省长张澜的资助下,任卓宣赴法,先在里昂附近一家钢铁厂当学徒,后在巴黎近郊一家工厂做技工。其间他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,又接触到大量思想学说,思想逐渐由实业救国转到无政府主义乃至社会主义。1922年与周恩来、陈延年等发起组织“中国少年共产党”,创办《少年》。不久,又加入法国共产党,同时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成员。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后,转为中共党员,并成为该支部负责人之一,负责宣传事宜,与周恩来等办报刊,写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。
1925年任卓宣在法国组织同胞游行示威,声援国内五卅运动。6月21日,他带领百余名华人冲击中国驻法使馆,遭到法国当局镇压,作为谈判总代表的任卓宣及其他二十余人被捕入狱。4个月后,任卓宣被驱逐出境,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柏林前往苏联,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任卓宣自幼勤于读书,又有留法、留苏经历,外语也不错(在莫斯科中山大学,他曾为巴黎公社老社员担任翻译),掌握理论也很快,这都为他后来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物奠定了基础。到莫斯科不久,中共旅莫支部成立,任卓宣是三个负责人之一,也即中山大学支部的负责人。据说由于他曾在法国担任过中共支部负责人,有相应的工作经历,就由他依照前例,建立了支部,可是他又效仿陈独秀,在支部内实行家长制,支委俞秀松等皆形同虚设。1925年冬,王明等来到学校,矛盾自然升级,王明曾与任卓宣开展辩论(即“教务派”和“党务派”之间的辩论),任卓宣不敌王明,支部被迫解散。
1926年底,任卓宣奉命返国。由于其特殊经历,很快在党内受到重用,先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,继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等职,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。
1927年末,由于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,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被捕,任卓宣被调到湖南,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,并负责领导长沙一带的革命活动。是年冬天,任卓宣因叛徒出卖被捕,并被判处死刑。某日午后,当局枪决“共党要犯”,有10人从狱中被提出,任卓宣为其中第7人。至刑场,10人依次排列,随即枪声大作,众人陆续仆地。任卓宣呢?枪声过后,他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撞击在地不能动弹,接着又是几声枪响掠过耳际。倒在地上的任卓宣听到有人说:“这个人没有死,补他一枪。”结果枪声响后,仍没有击中要害。此时行刑者已撤离刑场,而任卓宣已昏死过去。是夜,天降大雪,任卓宣被寒冷激醒,突然听到有人说:“你还没有死吗?”任答:“没死,请你补一枪吧。”那人又说:“我并非官家人,我是来‘剥鬼皮’(即剥死人身上衣服——笔者注)的,我可以救你,你家在哪里呢?”任卓宣忙说:“我家在四川,在长沙还有一个表妹。”说罢,那人挽起任卓宣,急急离开刑场,就近送到一个农人家中。此后,得到通知的表妹把受伤的任卓宣送进长沙的湘雅医院,这所医院是外国教会开办的,虽然知道病人的来历,但为了“救死扶伤”,仍尽心医治。
这就是当年国民党“清共”在长沙留下的一个奇闻:两次枪毙,有一个共产党人居然还能死里逃生。
“落水”——灰色地带与灰色人物
在医院调养期间,正是“立三路线”大行其道的时候,任卓宣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。他仍然在党内负责,还相继领导了长沙、平江、浏阳、醴陵等地的暴动,但不久又被国民党当局发现,再次入狱。
奇怪的是,任卓宣第二次被捕后,却失去了先前的英勇和壮烈,这次他彻底告别了共产党,并走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。
他对国民党长沙法院副院长左国雍说:“我在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已经死去了!今后我要追寻我的新生。”什么“新生”呢?在左的介绍下,任成为驻湘的川军第20师少校政治教官,专门为国民党训练反共干部。历史上向来有“早死一年是好人”的俏皮话——设若任卓宣此前死在刑场,则当然成就了他烈士的英名;偏偏造化弄人(当然是他自己在思想上和灵魂上发生了剧变),此后“叶青”就以叛徒二字牢牢地钉在史册上。(历史上也有“晚死一年是好人”的例子,比如杨度。彼人系袁世凯称帝时的“筹安会六君子”之一,晚年秘密加入共产党,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。)
1928年12月,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《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》的通告,揭露了“李涤生、任卓宣、符向一等为敌人卖党捕同志破获机关的侦缉工作”。
《郑超麟回忆录》(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)一书也提及国民党“清共”中“四川人任卓宣遇着奇异的命运”。郑超麟说:“任卓宣也是贫苦家庭出身,他是属于中国旧小说常写的一种典型,朱买臣式人物:一个穷苦人家子弟,天分好,肯用功,渐渐得到巨眼者赏识,遂飞黄腾达起来,于是忘记了而且贱视了自己出身的阶级。朱买臣报了怨后,结果成了一个赃官。当代的‘朱买臣’,有许多走到革命来的,他们不过视革命为飞黄腾达的捷径。我常遇见这种人物,他们靠不住的居多。但任卓宣是个老同志,‘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
’发起人之一,继赵世炎和周恩来做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,在法国为领导运动被判一年徒刑。如此努力和忠实,以致我把他看做同世炎、延年、若飞等一个典型人物。过去党内并非没有叛徒,几次大案多是内奸造成的,他们或是敌人埋伏的奸细,或是自己变节。我们都视这些内奸为‘投机分子’,本与我们属于不同的族类。任卓宣是我认为同族类之中第一个叛党的。我们起初都不相信湖南来的报告。陈独秀表示气愤,他说:‘卓宣决不会做这种事情,不要诬蔑他。’老头子只见过卓宣一二面,他是根据过去的通信,言论,行事,视卓宣与我们这批工作者一个样的。老头子绝不怀疑我们之中有人能做出这种事情。不幸,湖南来的报告证明是事实了。我们对人从此多了一种认识。”
郑超麟这段话可谓语重心长。革命队伍中,如任卓宣这样的人并不是绝无仅有,实有总结和警示的必要。不过,此处大有玄机的,是如何“卿本佳人,奈何作贼”的?或者,当时之其人,是否有什么不能言说的苦衷?笔者多年查询此一关节,终于有幸在吴福辉先生《沙汀传》一书的“辛垦书店”一节中找到了答案。
晚近中国出版史上著名的“红色书店”之一辛垦书店,曾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作出过显著的贡献,1927年3月由四川共产党人杨伯恺等创办。杨同时担任中共文化支部书记。叶青当时也是该书店的成员之一,并被聘为总编辑,他的“学者”生涯也是从这里开始的。《沙汀传》在“辛垦书店”一节中记述:“青锋(任卓宣的一个笔名,是他返回四川后使用,当时他创办《科学思想》,继续研究“马克思主义”——笔者注)到上海后改名叶青,在大兴坊与‘辛垦’同事会面。他倒很坦率,讲述了在长沙两次被捕的经过:第一次被捕后枪决,未击中要害,被群众救出治愈;第二次被捕自首。但他怪组织上不听他的劝告,硬要用他的住处搞通讯联络。然后表示,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。”
在湖南做了一段时间国民党军队政治教官后,叶青回到故乡,“自称今后当脱离政治生活……效陶渊明之隐居,长为农夫以没世”,果真如此,倒也不失为一条出路。可是,他真耐得住寂寞么?不久,叶青到了成都,给自己的师长和著名民主人士张澜(当时正在主持四川大学)做秘书(一说依靠刘湘任成都大学图书馆主任),又创办了《科学思想》旬刊,以“不再盲目的相信主义”为名,意欲“继续和完成‘戊戌’、‘五四’以来思想界底破坏和建设——思想革命到底”。也就是说,他要另起炉灶了。尽管他的“马克思主义”已经是暧昧的了,不过在当时却可以迷惑许多人。至1930年,叶青得友人之邀,赴上海加入辛垦书店,从事编辑和著译。《沙汀传》中说,当时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得知即将加盟的“青锋”是中共叛徒时,都表示反对,但杨伯恺却解释说“青锋”来沪一事,是经中共四川省委点头的。这样,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才勉强答应。“从此,叶青加入辛垦书店。他在住处整天伏案写作,身边带来个南充青年周绍章,替他料理生活、抄稿。叶青无论吃肉吃菜,都要求与饭一锅煮。对生活要求之简,连崇拜他的周绍章都吃不消。他的迂,成为大兴坊(书店所在地——笔者注)人们谈笑的话柄,称其为‘老夫子’。叶青很快交出翻译的普列汉诺夫《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》及其他论著,他的学问是明显高出别人一筹的。‘辛垦’没有正式编辑,叶青来后,成了书店的总编辑。”此后,由于辛垦书店不断出版了一批进步书籍(还发行了《二十世纪》、《研究与批判》等杂志,均由叶青主编),在社会上也有了一些名声。
1932年8月,正在开展“文化围剿”的国民党当局派遣“复兴社”特务在上海大肆搜查和捣毁进步书店,压迫出版界。“北新”和“良友”等进步书店先后蒙难,杨伯恺忧惧“辛垦”也会受到查封,便对沙汀、任白戈说,想请叶青去与周佛海拉关系,但两人当即表示反对,此事遂罢。后来叶青还是到南京找过周佛海,彼时周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,负责文化方面的事。经过周的调停,“辛垦”暂时无虞,不过书店内部却产生了矛盾:任白戈、沙汀等决定脱离“辛垦”,而当时职任左联党团书记、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周扬也支持他们离去。杨伯恺一再挽留,最后建议他们与叶青谈谈。“叶青这时单独住一栋弄堂屋子,将南充的弟弟妹妹接来帮他料理生活。他比起刚到上海时阔气多了。到了约定的时间,任白戈未到。叶青见了沙汀,口若悬河,大谈书店前途,似乎‘北新’、‘开明’也不在眼里。沙汀问他去南京是怎么回事,他明明懂得问话的用意,却狡辩道:‘那是有人介绍我一位中央大学文史系的女学生。’随即谈自己如何满意,单等对方毕业后结婚,现在双方通信,讨论治学,将来准备也出本《两地书》,连结婚的费用也可解决……”
以上是难得的对叛变后的叶青的文字描写,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粗浅的印象:叶青的叛变,尚不是彻底与无产阶级革命分道扬镳,其间还有一个灰色地带(当时的确有许多这样的人)。
坊间传说,1930年10月杨开慧在长沙被捕,叶青曾向何键献策,称“杨开慧如能自首,胜过千万人自首”。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,即可获得自由,但随即遭到杨的严词拒绝,不久杨壮烈牺牲。其实,杨开慧被捕之时,叶青业已在上海加盟“辛垦”,埋头译书,他似有“不在场”的证据。
暧昧与吊诡——“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”
对于叛变后的叶青,特别是他从创办《科学思想》到在上海从事文案时的表现,此前很长时间里,我们的叙述中都是说他“打着‘思想革命到底’的旗号,宣传‘托派’理论”云云。为什么指认叶青是中国的“托派”(其同伙还有郑学稼、张涤非、任一黎、吴曼君、张绚中等)?这要具体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以及此后“宏大叙事”中的特别表达来看。时至今日,“托派”案已重新解读了,换言之,且勿论“托派”的是是非非,即以叶青而论,他果真是一个“托派分子”么?真正“托派”且以此自豪的郑超麟并不把叶青视为自己人。叶青自己也否认是“托派”。抗战爆发后,在武汉有几出关于“托派”的著名诉讼案,中共长江局的王明等指认陈独秀等是“托派”、“汉奸”,把叶青也刮了进去,叶青还聘请律师登报予以澄清,后不了了之。
叶青是迟至1939年才由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和潘公展介绍重新加入国民党的,当然,这个国民党与此前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已大不一样了。1927年国民党“清共”后的中国思想界,叶青表现得异常活跃,在著名的哲学论战中,就有所谓“新康德主义”的张东荪与叶青之间关于“唯物辩证法”的论战。不过,在左翼学者看来,两人的实质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。由于叶青“托派”的名声在外,辛垦书店和《二十世纪》承受不起一波接一波的压力,叶青只好退出,另与郑学稼等组成“真理出版社”,后又创办了《时代思潮》杂志。其实,叶青之所以色彩驳杂,不外是他的“反共”与当时其他“反共”人士的著作(多系武断和粗制滥造的宣传品)不同,即他号称自己是一位“反共的马克思主义”者,又带有一定的“学术性”(如他后来所自言,他的“反共”“是从学术上着眼”的),形式上又是所谓“不反之反”。他号称“中国虽不需要共产主义,但马克思主义诏其所包涵的辩证法、唯物论、唯物史观等,仍可单独地成为一种学术思想,加以研究和运用”,并且动辄拾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,加以旁征博引,不惜文章佶屈聱牙让人看了昏昏沉沉,这在人们尚不能很好地辨别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时,特别是在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”这一命题还没有凸显之时,“叶青”在中国思想界的出现带来了一点暧昧和吊诡。就在上世纪30年代的理论热潮中,很多人还错以为他就是理论界的“马克思主义派”的代表者,这不仅因为他提出了许多貌似“学术”的问题(又有所“创新”),还因为他以其译著数量庞大而吓人不轻(另有《费尔巴哈论纲研究》、《论理学问题》、《为发展新哲学而战》、《救国哲学》等大批哲学著作——编者注)。
攻击“毛泽东主义”——掀起“批叶”高潮
“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”叶青,到抗战时期索性成了“三民主义理论家”。
原来,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,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“溶共、防共、限共、反共”的方针,并通过了《防制异党活动办法》等。会后遂有“一个主义,一个领袖,一个政党”的宣传潮流,其中叶青的言论最为突出。他召集了一些人发起了所谓“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”,而当时国民党以“三民主义”为旗号发起的“反共”高潮也是以他的理论为核心的。叶青也达到了他一生“反共”理论的巅峰时期。他明白无误地宣布:“我以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不能对于共产党底主张置诸不理,反之,还非从检讨出发不可,检讨它的结果应该是批判,从而作为它底基础的共产主义之不合于中国需要,也就十分明了。那末,用什么来代替它呢?批判了人家的主义,自己必须拿出一种主义来,这就舍三民主义莫属了。于是,我遂由批判性的研究,转到建设性的研究来。因此,我决定研究三民主义。”(《我怎样做三民主义底理论事业》,桂林《满地红》第4卷第15、16期,1942年12月5日)
叶青的理论迅即遭到中共理论界人士的批判。毛泽东于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《反投降提纲》中说:“在思想斗争问题上,两年来,尤其是半年来,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,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‘纷歧错杂的思想’……其实,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,乃是最不合适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,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。”(见《毛泽东文集》第2卷)
面对叶青等国民党“理论人才”的污蔑和进攻,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、陈伯达、艾思奇、吴黎平等相继发表文章加以反驳,形成了延安理论界对叶青等人的批判高潮。
有意思的是,也是因为叶青的一个偶然的因素,关于“毛泽东思想”这一提法似是水到渠成地提了出来。原来,1941年叶青在阅读了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、《论新阶段》、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等一批文章之后,在重庆出版的《抗战与文化》杂志撰写读后感,文章中率先提出了一个概念——“毛泽东主义”。当然,叶青是想说“毛泽东主义”是所谓“中国的农民主义”,即是“太平天国洪秀全的一个再版”。无疑这是他在攻击“毛泽东主义”。1942年2月18日,延安理论家张如心在《解放日报》发表《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》,驳斥叶青,但接着叶青的说法,提出“毛泽东主义”,后来又有王稼祥等修订为“毛泽东思想”。至中共七大,刘少奇在报告中正式提出“毛泽东思想”。
1940年,叶青受国民党江西省省长熊式辉的邀请,赴江西参与指导“三民主义文化运动”,并在国立中正大学任教和创办“三民主义研究会”,影响达于周边诸省,受到蒋介石的赏识。1942年,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、战时青年训导团主任康泽分别电邀其返回陪都,加强“三民主义文化运动”。在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和表扬之后,叶青发起成立“中国三民主义学会”。此后他又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委员、中组部研究室主任、战时青年训导团研究室主任、三青团中央干事、中央干部学校教授、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等职。
败退前夕——蒋介石问计于叶青
晚年的叶青著文《我为什么反共?》,回顾了他的叛变和反共经历:旅欧回国之后,“一面参加共产党底工作,一面也参加国民党底工作。后来因国民党清党,自然脱离了国民党。由于共产党实行盲动主义,盲动底结果,大批党员被捕,甚至被杀,也自然脱离了共产党。我也是这样。当时深感盲动主义之不当,它以党员为牺牲,以群众为刍狗。”继之,他说:“我反共是为了国家,为了中国。从前在法国赞成社会主义,加入共产党,是为了参加劳动,同情工人,乃基于局部的事实。现在知识广,经验多,了解中国底历史趋势,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实,自然根据中国需要,从事反共了。”
这段说辞由所谓“德高望重”的国民党“反共元老”、“反共专家”甚或“反共教父”的叶青说出,自是堂而皇之。而按照叶青自己的划分,他的“反共”可以分为“哲学反共、思想反共”和“政治反共、实际反共”两类。前者,是在哲学和思想领域通过著述来从事“反共”;后者,则是历史和现实中的“反共”。他的得意之作是抗战前夕针对中共要求停止内战的口号,针锋相对地提出所谓的“统一救国”。他后来回忆和表功说:“大概是在二十五、六年间(即1937年前后——笔者注),共产党推行‘人民阵线’运动,因而有‘救国会’之崛起……当时共产党底口号是‘联合抗日’,不好反对。而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,显然有利于共党共军,不利于国党国军。于是我主张发表宣言,展开‘统一救国’。这是共产党不能反对的,但又有损于共产党,因其要将‘边区’军政大权交于国民政府也。潘公展(国民党CC系骨干,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、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——笔者注)大为赞成,在上海发起‘统一救国’十万人签名运动。他办有《文化建设》月刊,我告其主编樊仲云,即出版一个‘统一救国’专号,以压倒上海日渐流行的‘联合抗日’口号。他深以为然,遂发信征稿。”叶青这种弥合国民党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的论调迅即遭到当时左翼阵营的猛烈批驳,被指控为“托洛斯基派”、“日本警犬”、“民族败类”等(除叶青之外,还有郑学稼、张涤非、任一黎等)。中共方面也直接致电蒋介石,要求追究叶青等人“破坏统一战线”之罪,但叶青却因“反共有功”获得蒋介石的关注和赏识。当时蒋介石、汪精卫、陈诚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先后接见了他。叶青多年后仍有受宠若惊之感,他回忆说:“据说共产党反对我的事引起了当时蒋委员长底注意。中国人这样多,为什么共产党独怕叶青呢?因此想看我为人。”
此后叶青把自己牢牢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,不遗余力地充当反共内战的急先锋。他除了不断著文为国民党的“戡乱”献计献策之外,还曾发起针对政协会议的“三民主义宪法促成会”等,甚至亲自组织反共示威游行(自称是“主战派”)。1948年底淮海战役之际,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的叶青提议在南京举行十万群众的“反共示威大游行”,“以支持徐州底反共将士”,又赴各地“劳军”和发表反共演说,出版反共书刊(《共产党问题》、《反共问题》、《中国目前的变化及其出路》、《为谁而战》、《新路线》等),无奈国民党已经分崩离析,尽管叶青“一心反共,不计其它;只知谋国,不管己事”,甚至母丧不归,颓势也无法挽回。
1949年,“引退”回乡的蒋介石在奉化溪口会见了叶青,并向他问策。
叶青回忆说:“我当详陈戡乱失败之故,以为是实行三民主义不够、不快、发生毛病所致。总统以为然,要我写出来。”7月,叶青受命担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,旋即代理部长,所谓“受任于败军之际,奉命于危难之间”,叶青为困兽犹斗的国民党拼命打气,他奔波于西南,所谓指导宣传业务、剖析对时局的看法等,号召开辟“第二战场”和“经济战”、“思想战”,“重振北伐精神”,组织“远东反共国际”,等等,以鼓舞早已瘪空了的旧政权的士气。
一生概括——“名以叶青显,文因反共多”
1950年春,叶青由海口回到台北。他是最后一批抵台的反共干将,因无颜面对“反共不利”的指责,辞去了宣传部部长的职务,转而任教于一所“政工干部学校”。不过,蒋介石仍然非常器重他,授命他为“总裁办公室”下的设计委员会委员、党务顾问、训练委员会委员。叶青以自己的使命是“写作和讲演”为由,未接受。
晚年的叶青苦心经营他此前在大陆创办的一个反共书店——帕米尔书店。这家书店在台湾复业后,专事出版反共书刊(如《政治评论》半月刊)。叶青自己更是笔耕不辍,撰写了大量的研究三民主义和反共的书籍、文章。(后来结集成的《毛泽东思想批判》一书,就是他为反共广播而撰写的广播稿,此外还有《新民主主义批判》、《中国向何处去》、《共产主义批判》、《共产党“土地改革”批判》、《阶级斗争批判》,等等。)此外,当时大凡台湾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反共报刊,如台北《民族报》、《中华日报·思潮》、《战斗周报》、马尼拉《大中华日报·思想》等,均由其操笔主持;至于讲演,叶青可谓劳碌,台北乃至环岛,以及“冷战”开始时中国周边建立的所谓“亚洲反共联盟”、“世界反共联盟”等组织,皆有他的声音。讲演内容也不外是“国父遗教大纲”和所谓的“匪党理论批判”,这些讲稿又分别被列为台湾军方各军事学校的政治教材。
叶青认为中共内部没有称得上有“理论”的人,如王明只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身后的“一个黄口小儿”;而毛泽东呢,叶青说:“自从《论新阶段》出版以后,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比较不同。他的‘马克思主义底中国化’问题之提出,证明他懂得一些理论。那时他叫出‘学习’底口号,想‘认真学习一点东西’。两年以后,看见他在《解放》第九十八和九十九两期合刊上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,觉得他有相当的进步。”于是,“我对于毛泽东,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”。叶青从来就是自居为“理论家”的,如今他把“政治家”的毛泽东也称为“理论家”,这不是恭维,是认为自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论敌。
晚年的叶青在《我反共经验底总结》一文中总结道:“我反共约有四十五年之久,已分成我在上海反共、在武汉反共、在重庆反共、在南京上海广州反共、在台北反共五期……可以说,用笔墨唇舌反共,在中国究竟有几人如此,而且又历时四十五年未尝停止或间断呢?”这就是“反共理论家”叶青的自供状了。所谓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,著述逾千万字,实堪称20世纪反共之第一人,也是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了。
叶青退休时,曾获蒋介石颁发的“云麾勋章”。1965年4月4日,时逢叶青七十大寿,台湾当局在台北“三军军官俱乐部”为他举行了签名祝寿活动,到场者三千余人。蒋介石“钦赐”寿匾,名流显要如张群、何应钦、白崇禧、谷正纲、盛世才、叶公超、毛子水等亲到现场为之祝寿,礼堂挂满屏联、书画和诗词。曾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在祝寿诗中直书:“名以叶青显,文因反共多。”可谓概括了叶青的一生。
晚年叶青的著作和传记,大多是在他创办和主持的帕米尔书店出版的,那些所谓“评传”,内容也不外是颂扬其“反共斗士”的“光荣历史”。
叶青虽然叛变了共产党,不过有一条他似乎还留有共产党的痕迹,那就是终其一生,以过着“苦行僧”的生活而著称,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共宣传中。任卓宣叛变真相
晚年的叶青著文《我为什么反共?》,回顾了他的叛变和反共经历:旅欧回国之后,“一面参加共产党底工作,一面也参加国民党底工作。后来因国民党清党,自然脱离了国民党。由于共产党实行盲动主义,盲动底结果,大批党员被捕,甚至被杀,也自然脱离了共产党。我也是这样。当时深感盲动主义之不当,它以党员为牺牲,以群众为刍狗。”继之,他说:“我反共是为了国家,为了中国。从前在法国赞成社会主义,加入共产党,是为了参加劳动,同情工人,乃基于局部的事实。现在知识广,经验多,了解中国底历史趋势,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实,自然根据中国需要,从事反共了。”
这段说辞由所谓“德高望重”的国民党“反共元老”、“反共专家”甚或“反共教父”的叶青说出,自是堂而皇之。而按照叶青自己的划分,他的“反共”可以分为“哲学反共、思想反共”和“政治反共、实际反共”两类。前者,是在哲学和思想领域通过著述来从事“反共”;后者,则是历史和现实中的“反共”。他的得意之作是抗战前夕针对中共要求停止内战的口号,针锋相对地提出所谓的“统一救国”。他后来回忆和表功说:“大概是在二十五、六年间(即1937年前后——笔者注),共产党推行‘人民阵线’运动,因而有‘救国会’之崛起……当时共产党底口号是‘联合抗日’,不好反对。而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,显然有利于共党共军,不利于国党国军。于是我主张发表宣言,展开‘统一救国’。这是共产党不能反对的,但又有损于共产党,因其要将‘边区’军政大权交于国民政府也。潘公展(国民党CC系骨干,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、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——笔者注)大为赞成,在上海发起‘统一救国’十万人签名运动。他办有《文化建设》月刊,我告其主编樊仲云,即出版一个‘统一救国’专号,以压倒上海日渐流行的‘联合抗日’口号。他深以为然,遂发信征稿。”叶青这种弥合国民党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的论调迅即遭到当时左翼阵营的猛烈批驳,被指控为“托洛斯基派”、“日本警犬”、“民族败类”等(除叶青之外,还有郑学稼、张涤非、任一黎等)。中共方面也直接致电蒋介石,要求追究叶青等人“破坏统一战线”之罪,但叶青却因“反共有功”获得蒋介石的关注和赏识。当时蒋介石、汪精卫、陈诚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先后接见了他。叶青多年后仍有受宠若惊之感,他回忆说:“据说共产党反对我的事引起了当时蒋委员长底注意。中国人这样多,为什么共产党独怕叶青呢?因此想看我为人。”
此后叶青把自己牢牢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,不遗余力地充当反共内战的急先锋。他除了不断著文为国民党的“戡乱”献计献策之外,还曾发起针对政协会议的“三民主义宪法促成会”等,甚至亲自组织反共示威游行(自称是“主战派”)。1948年底淮海战役之际,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的叶青提议在南京举行十万群众的“反共示威大游行”,“以支持徐州底反共将士”,又赴各地“劳军”和发表反共演说,出版反共书刊(《共产党问题》、《反共问题》、《中国目前的变化及其出路》、《为谁而战》、《新路线》等),无奈国民党已经分崩离析,尽管叶青“一心反共,不计其它;只知谋国,不管己事”,甚至母丧不归,颓势也无法挽回。任卓宣张若名
张若名的父亲在盛怒之下,登报宣布与她脱离父女关系,不再向她提供生活学习费用。她是在“背叛”封建家庭下去欧洲勤工俭学的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她还不断遭到党内关于家庭出身问题的审查,尤其是她和当时旅欧的中共负责人任卓宣意见不合,任卓宣还故意把她暴露给法国当局,以“考验”她在政治上的坚定性。这使她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。她经过痛苦的思考,作出了痛苦的选择:退出“少共”,脱离政治,专事学问,以期学成后报效祖国。

大家好,今天笔者要讲下汪精卫的历史故事,汪精卫由一个热血革命少年,到投敌卖国的大汉奸,其人生转折令人惋惜,晚年病重前往日本治疗,不料病死他乡,临终前他说了6个字,字字戳心。

汪精卫生于1883年,祖父是举人,父亲是落魄的读书人,在县城里当幕僚,生活清苦,汪精卫本人19岁考中秀才,第二年被保送日本留学,1905年拜会了孙中山,并加入了同盟会,走上了革命反清的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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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精卫文笔很好,多次在报纸上发表宣传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言论,驳斥康有为等保皇派人愚昧的思想,受到了孙中山的赞扬,渐渐地成为了孙中山的左膀右臂。

1910年汪精卫密谋刺杀摄政王载沣,但当时同盟会内许多人都反对,因为风险大效果小,即便成功也没什么大的影响力,但汪精卫坚持要这样做,甘愿为革命牺牲,不料刺杀果然失败,汪精卫被捕入狱,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,在狱中写下“引刀成一块,不负少年头”的豪言壮语。

就在此时,影响她一生的人出现了,此人名叫陈璧君,对汪精卫十分爱慕,陈璧君是马来西亚富商的女儿,也是同盟会的会员,她因仰慕汪精卫,在外想法设法营救汪精卫,恰好辛亥革命成功了,清政府就把汪精卫给释放了,陈璧君大为高兴,两人在1912年举行婚礼。

陈璧君对汪精卫影响很大,可以说后面的许多决定,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她的影响。出狱后的汪精卫性格变化了很多,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懦弱了。孙中山病逝后,国民党内争权斗争加剧,依靠黄埔军校起家的蒋介石异军突起,成为了国民党内的实力派,而资历颇深的汪精卫却逐渐失去了大权。

全面抗战爆发之后,一开始中国军队节节败退,这让汪精卫看不到胜利的希望,最终以所谓的“曲线救国”投降了日本,成为了世人眼中的大汉奸,陈璧君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之作用。汪精卫成为了汪伪政权的领导人,对抗战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,当然汪精卫自己也只过了几年风光日子。

1944年汪精卫旧病复发,带着妻子陈璧君前往日本治疗,当时日本本土也遭到了盟军的轰炸,躺在病床上的汪精卫也被抬到了防空洞里,最终汪精卫就死在了这里,终年61岁,临终前他除了口述遗嘱之外,还对陈璧君说了6个字“我要回到中国”字字戳心。

汪精卫死后,陈璧君根据其遗愿,将他带回中国,并在南京下葬,后因为舆论压力,蒋介石命人将其陵墓炸开,尸骨无存,这就是汪精卫的最终下场。XLW

民国四大美男之一的汪精卫,被很多人说“双目有侠气”,早年也的确干了一件举国敬仰的壮举,那就是谋刺清摄政王载沣,入狱后他的一句“引刀成一快,不负少年头”更是为他圈粉无数。只可惜当年的豪迈美少年,在日本侵华年间,却选择了与日本狼狈为奸,名其名曰“曲线救国”,坐实了汉奸的罪名。

同是行刺杀之事,汪精卫要比荆轲幸运,没有死,但可惜的是走着走着就变成了秦桧,这让很多人想不通。一个侠骨青年是如何堕落为一个人人喊打的汉奸的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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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精卫是一枚资深国民党骨干,早在1905年就加入了同盟会。全面抗战开始之后,对于日军的强势进攻,汪精卫就滋生出了一种悲观思想。再加之当时日本的“大东亚共荣”理论,很具有迷惑性,对于中国的外国租界,日本提出中日等亚洲国家团结起来,才能赶走敌人,为自己粉饰。

长期在国民党中被边缘化的汪精卫,于1938年12月29日发表“艳电”,筹建伪南京政府,正式走上了反人民的汉奸之路。在这国家生死存亡的当口,他为日军提供了大量的后勤补给,更助长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,简直比落井下石可恶一千倍。

在汪精卫的汉奸之路上,有一个人扮演了推手的角色,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陈璧君。1944年汪精卫死于日本,国内的陈璧君被逮捕,拒不承认汪精卫的叛国行为,1959年病死在狱中,之后二人均被葬在了南京。

二人育有6个孩子,因为自幼父母被说是汉奸、叛徒,所以早早地都去了国外生活,并定居国外。其中他们的小儿子汪文悌出生于1928年,长大后去了香港,从事桥梁建筑方面的工作,后来应大陆邀请,回国开展合作项目。

2005年,77岁的汪文悌回到大陆,并去祭拜了父母,当他来到汪精卫和陈璧君的坟前,看到父母的跪像后,失声痛哭,虽然是自己的父母,但是他们当年错得太离谱了,这也是咎由自取。汪文悌痛哭着说了10个字“做了错事就应受到惩罚”!字字戳心。

中国历史上的大汉奸,吴三桂算一个,但是吴三桂也只是引清兵入关,这毕竟是中国历史的内部事件。今天要讲的这个人可是投靠了中国的死敌——日本,这个人就是抗日期间的大汉奸——汪精卫。在一些影视剧中常常提到“汪伪政府”,当然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。

在抗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,汪精卫就在日本死于“多发性脊骨瘤肿”,后来运回国安葬,汪精卫的坟墓是用十几吨的钢筋水泥,可谓是铜墙铁壁。但是在抗战胜利之后,南京人民就将汪精卫的坟墓从梅花山铲除了。

最后大汉奸汪精卫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,那么他的子女呢?汪精卫的子女还不少呢,和妻子陈璧君一共生育了6名子女。

后来一个儿子夭折了,其他的子女还是过得非常好,战争胜利之后,最小的儿子汪文悌被判为汉奸罪,但也是缓刑。后来汪文悌晚年在香港过从事了桥梁建筑的工作,大儿子在德国学习,后来定居美国,大女儿在香港从事教师的工作,退休之后移居美国,二女在印度尼西亚从事医药工作,后来成为了修女。不知道是不是为父亲赎罪,三女儿早年在替父亲整理文稿,后来在香港大学担任教授教育人子。

看看汪精卫的几个子女都没有在大陆生活,并且在外面混的很好,都属于知识分子。相比每个人都唾骂的汪精卫,他们算是幸运的。据说,在汪精卫墓地遗址的地方还有建立了一座汪精卫的跪像。

顾顺章是我党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,他的叛变差点让当时的上海党组织遭受灭顶之灾。但是他也受到了惩罚,全家八口人全部遇害,后来周恩来手下留情,保住了他的女儿顾利群。

今天我们不讲顾利群,跟大家讲讲顾利群的丈夫祝仁波。祝仁波生于1922年,曾经是军统电信技师,参加过中国远征军从日本手中争夺第一个县城解放的战争,云南腾冲战役。当时腾冲的电台被日军炸毁,祝仁波奉命火速前往腾冲修复好电台。接到命令后的祝仁波从重庆出发,花了4天的时间来到了腾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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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指挥官十分焦急,对祝仁波说道:“如果电台修不好,我让你脑袋搬家!”正当要枪毙的日子,祝仁波把电台给修好了。也许很多人会说笔者在吹牛,这祝仁波难道真的有这么大能耐?

那我就讲一下祝仁波的身份,祝仁波从小就是富家子弟,他的姐姐就是陈一白将军的老婆,而他自己还是魏大铭将军的副官。陈一白将军解放后被判处反革命罪,最后被枪毙。而魏大铭去往了台湾,从少将升任中将,并委以重任。祝仁波当时也差点被枪毙,由于他会修电台,属于高科技人才,所以得以生存下来,但是也整整坐了36年的牢,直到1988年才被放了出来。

www.512.net ,祝仁波从30岁开始入狱,66岁才被释放。后来他享受“老红军”的待遇,其实这个待遇是有问题的,因为他并不是红军,只能算一个抗日战士。关于他出狱之后的岁月,我们无从得知。但是如今的他住在只有五平米的出租屋内,月收入:按上海城市低保,每月420元人民币。

祝仁波晚年曾回忆道:“自己应该只坐了31年的牢,后面5年应该算是仍然在监狱中工作的新生人员。”如今祝仁波靠给别人修理电瓶车为生,也经常会有些社会团体对他进行慰问。对于往事,祝仁波也十分坦然。也不像以前那么激进,明明自己交待了所有材料,还是落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。

中共史上15个大叛徒,最后一个背景有点深!

1、向忠发(1880-1931),又名向仲发,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;1926年参加国民党“二大”,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、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;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、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。

但实际上他缺乏担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的经验和才干。1931年年6月22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,随即叛变(周恩来称“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”),6月24日向忠发被国民政府枪决,终年51岁。

2、顾顺章(1903-1934),本名顾凤鸣,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,地下情报人员,中共秘密情报组织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,1931年被捕后叛变;1934年被国民政府以秘密联络共产党为由处死。由于其掌握大量共产党机密,叛变后又破坏中共各地的组织,故有人称他为“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”。

3、余洒度(1898-1934),黄埔军校第二期,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入党。南昌起义后,余洒度任警卫团团长,后参加秋收起义,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,三湾改编后任前敌委员会委员。1927年10月,余洒度受遣抵沪,向当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写了《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》的工作汇报,该文成为研究秋收起义的重要文献。

在沪期间,余洒度对革命产生了悲观情绪,最后脱党。1933年,余洒度成为国民党第61军政训处少将处长,在此期间开始利用职权贩毒;1934年贩毒事发,蒋介石亲自下令枪决。

4、李士群(1905-1943),原名萃,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曾留学苏联,肄业于东方大学。1928年回国从事地下活动;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,自首叛变,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;1938年投靠日本人,后回上海为日本侵略者做情报特务工作;1939年任汪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秘书长、特工总部副主任,残酷迫害抗日军民;于1943年被日本方面毒死。

5、丁默邨(1901-1947),即丁默村,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,后叛投国民党,任军统第三处处长。1938年冬,丁默邨潜往上海投靠日本侵略者,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。1941年起,丁默邨接受陈立夫招降,成为国民政府的内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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